在研究“煙壺”藝術的時候，我也接觸了一點瓷器。瓷，是中國人的一大驕傲。西方人(其實何止西方人)認識中國，首先是從絲、瓷、茶開始的，所以有人說“ＣＨＩＮＡ”這個詞是瓷的意識。當然也有人說它的願意是“茶”或“秦”，不管怎麼說，“瓷”代表了中國文化，象徵著中國人的智慧。我到過歐，亞風個國家。看到無一處的博物館沒有中國陶器在展出。展品中還有一些是古瓷，是假的。雖是假的，其藝術魅力也令人傾倒。
中國古瓷器的藝術高峰。在宋代。古瓷推崇的五大名窯：“鈞、汝、官、哥、定”，有三個都在河南。因為是宋都所在，是文化、藝術的中心，名工巧匠雲集於此，利於燒瓷藝術的創新和發展。這在“鈞瓷”的歷史上可以找到證明。唐代就有了“鈞瓷”，但名聲不大，成就不高，它只不過是汝窯“青瓷”的一個干係，可是到了宋代，發明了銅紅釉，好象通的一聲，在青瓷的藍天上爆出一顆五彩耀目的焰火，於是“鈞瓷”一躍成為五窯之首，趙佶把它定為御用珍品。“鈞瓷”的產地就在禹縣［今禹州市］神垕。
“鈞瓷”的特色在於它的色彩，而它的色彩之所以蓋世無雙又在於它的“窯變”。別的瓷器，你要燒紅，上紅釉，要燒藍，上藍釉，要什麼花紋描繪什麼花紋，可以預先設計。它的好處是可以由人控制、定向創造，而這也就帶來相應限制。它很難出現意外的、超出設計者預想的藝術效果。拿文學打比方，它是在既定的方案中創作，缺乏即興的神來之筆。而鈞瓷卻不同於此，同一形器上了同一種釉子，至於燒出來什麼色彩，什麼紋絡，創作者全不知道，一切要看在熔燒時的溫度、濕度、氣候、風向、數不清的客觀因素和偶然因素來決定，即使是同一窯內不同部位的坯子。燒出來也決不相同。窯工裝進窯坯，是裝進了一窯謎，直到燒成開窯這謎底才能揭破，創造者自己也常為它的意外而驚訝、而狂喜，它色彩不定，紋絡多變，從不重樣，變化無窮。所以鈞瓷“無雙”。同一窯同一種釉，這一件可以如火如硃砂，那一件卻象藍天碧水。同是紅色，可以象雞血、象硃砂、象胭脂，也可以象海棠，而紅色雙可以透紫，紫色中或許泛青，青色中則可以寓白，“入窯一色，出窯萬彩”象雲一樣的變幻，多彩、流動，是任何高手大師都不能單憑人工來繪製、設計的。彷彿這些件瓷器，以釉為媒介，把大自然的各種光和色吸收來，聚攏來，隨意組合，用色與光的“意識流”再重新表現。這種造化之工，非人力所能及。這時用不上“巧奪天工”這個別詞，只能說人總算找到了一種激發大自然創造力的催化劑和載體、錄下了大自然的創造痕迹。
這種“聽天由命”的創造方法，在藝術效果上雖然優異，或也帶來了生產上的限制。和其它瓷器相比，人對它控制力相對來說太弱了。“盡人事而聽命”“十窯九不成”，並不是各種自然條件，客觀條件總那麼合適，那麼協調。只要有一項不和諧，就會燒出難看的，變形的毫無用途的東西。而且這種不和諧的時候倒比和諧的時候多。燒這種瓷器的成品率是低的，成功的產品就格外珍貴，每一件“鈞瓷”都可以稱為“孤品”因而“黃金有價鈞無價”
“鈞瓷”極盛於宋，盛極而衰。靖康之變後，金人南下，從此鈞窯停火，到元朝時仍無恢復之機會。明朝碰上介萬曆皇帝的名字中有個“鈞”字，“鈞瓷”又犯了聖諱，乾脆就不許再提這個名字了，因而到了清末民初，鈞瓷價值雖高昂，鈞瓷的製法卻基本上失傳了。解放後，五十年代中，才由於政府重視，收攏燒瓷藝人，查考古代文獻，發掘宋窯遺址，又把這一天下絕技恢復起來，並且有了新發展。現在禹縣神後鈞瓷二廠燒制的鈞瓷，有不少已超過了歷史水平。新產的許多“窯變”精品，無疑是可以列入國寶檔案的。
人們認為，不能掌握“窯變”的規律是個缺陷，很想弄清每一種條件對“窯變”每個方面的影響，找出它的規律，可以定向生產。我卻有點不以為然。先不說能否弄清，問題是弄清了這些規律，人們控制了它，對於藝術品生產來說，是否一定比帶有即興性偶然性更好。對藝術品來說，“不可複製”“蓋世無雙”不正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嗎？在藝術創作上倒是少一點“標準件”和“成批生產”好一點。
鈞瓷厚重、造型古樸典雅，只宜作藝術品、文具和裝飾物。用它來作日用瓷器並不方便。“為人民服務”是有多種方式，多種檔次，多種道路的，就是我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也不一定非得連賣豆腐腦，打黃醬都用“鈞瓷”碗。在“鈞瓷”的發展方針上希望有關方面注意到這一特點。不妨多搞高精尖。多給人們創造些享受美的機會。
作者簡介：鄧友梅，生於1931年3月1日，筆名右枚、方文、錦直等。祖籍山東省平原縣鄧庄村，出生於天津。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、著名作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