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徽宗趙佶（1082-1135），宋朝第八位皇帝，在位26年（1100-1126），一生愛茶、嗜茶，並親自撰寫的《大觀茶論》，詳細記述了團茶的採制工藝、點茶方法、點茶器具、鬥茶風俗，極大地推動了宋代鬥茶文化的發展。
我們先從一首詞，來體會宋徽宗在春茶初到時的欣喜心情，以見其愛茶之心。
“今歲閩中別貢茶，翔龍萬壽占春芽。
初開保筐新香滿，分賜師垣政府家。”
宋徽宗不僅自己喜愛茶事、精於茶藝，還常與士大夫鬥茶、玩樂，甚至親自點茶、分賜臣下。作為封建王朝的統治者，對鬥茶文化的極力推崇，必然得到皇貴官宦、文人墨客的爭相跟風、效仿，從而將鬥茶推往全國各地、市井百姓。“勝若登仙不可攀，輸同降將無窮恥”，范仲淹如是描寫鬥茶的勝敗心情。在徽宗一朝，鬥茶可謂是舉國大行其道。
宋代鬥茶圖
“盞色貴青黑，玉毫條達者為上，取其燠[yù]發茶采色也。底必差深而微寬，底深，則茶宜立而易於取乳；寬則運筅旋徹，不礙擊拂，然須度茶之多少，用盞之大小。盞高茶少，則受湯不盡。盞惟熱，則茶發立耐久。”
在《大觀茶論》中，說到點/鬥茶所用的茶盞，宋徽宗隻字未提宋代五大名窯及其他窯口，直接點明鬥茶應用“盞色青黑、玉毫條達”的建盞，以“燠[yù]發茶采色”。貴為九五之尊的宋徽宗，親自為建盞站台背書，並將建盞確立為宋代鬥茶的第一茶盞。
兔毫建盞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
此外，宋徽宗不僅明確最宜鬥茶的盞色和毫紋，還對建盞的器型提出了多個要求：為易於產生湯花（“乳”），盞底應“差深”；為使茶筅易於運旋、擊拂，盞底應“微寬”；為使湯花水痕不易散、時間耐久，盞應“惟熱”，簡接地要求了盞壁應“微厚”、“久熱難冷”。
宋代鬥茶的勝負，一是看茶麵湯花，如色澤鮮白即為上品；二是看湯花退時水痕的出現，先出現者為負。因此建盞的造型及釉色在實用上就符合了需要，建盞沿下有折線，所注水以此為標準，在此湯花一退，水痕馬上就看得出。
建盞器型圖
在《大觀茶論》中，宋徽宗細緻描述了一種“七湯點茶法”，把宮廷鬥茶藝術推向一個程序複雜、技巧細膩、情趣盎然、妙不可言的審美天地。寵臣蔡京在《保和殿曲宴記》記載：“……至全真閣，御手注湯，擊出乳花盈面：臣等惶恐前日：陛下略君臣夷等，為臣下烹調，震惕惶怖，豈敢吸之？”
而李邦彥在《延福宮曲宴記》里描述得更為詳盡：“上命近侍取茶具，親手注湯擊拂，少頃白乳浮盞面，如疏星淡月，顧諸臣日：此自烹茶。飲畢皆頓首謝。”
貴為天子徽宗的推崇、文人墨客的吹捧，給宋代鬥茶文化注入了綿綿不斷的發展動力，使得宋代茶文化走向了歷史的巔峰。“水漲而船高”，宋代鬥茶文化發展反過來也進一步推動了建盞的發展和興盛，使得建盞最終成為宋代鬥茶的第一茶盞。無論建盞，或是宋代鬥茶文化，宋徽宗作為其“古今第一代言人”可謂是實至名歸。
建盞的魅力，不僅僅是美妙的器型與釉紋，更是因為一件小小的茶盞準確地詮釋出了宋代鬥茶文化的真正內涵。正是因為這樣，建盞順理成章地成為這一時代美妙文化的代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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